当时的“去纳粹化”实际是“肃清+洗白”的过程。情节严重，甚至参与过罪行的纳粹分子会被摒弃，但情节轻微者，或是能通过说辞证明自己并无瓜葛的人，仍可以重新上岗，尤其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外交、司法、情报系统，很多用的是纳粹时期的技术官僚。还有一些大企业 ...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造船办公室”近日出现裁员消息，负责海事和工业能力的高级主任伊恩·贝尼特以及首席幕僚布莱恩·麦考马克相继离职。这一人事变动引发美国造船业人士讨论，媒体称这表明特朗普振兴造船业计划受挫。

1985年6月，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在卢森堡小镇申根签署协定，创建申根区，旨在实现各国间人员和货物自由往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如今40年过去了，申根区历经扩容，已有29个成员国，覆盖4.5亿人口。然而，近年来受难民危机等影响，12个 ...

在中国人心目中，德国人对二战的反思深刻、坦荡。但德国人是怎么经历这种思想转变的，我们却并不十分了解。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反思也并非铁板一块，既走过了不平凡的路程，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在《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一书中，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康拉德·H.雅劳施尝试追寻战后德国的历史真相，从中解读可资今日参考的经验教训。他使用了日记、自传、回忆录、访谈、新闻报道等资料，分析个人如何与自己的过去达成和解，考察团体与公共机构如何解释他们与希特勒体制或远或近的合作关系，并研究了有关第三帝国灾难的公开辩论。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战后首位西德总理，致力于市场经济，重建德国军事力量。 事实上，德国核问题自始至终在危机的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苏联人早在1958年11月就提出此事，并且在肯尼迪时期不断重复此事的重要性。例如，在1961年7月，苏联驻美大使宣称，和平协议——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必须停止德国境内正在发生的事。德国境内的恢复失地运动者正在武装德国并且寻求热核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