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济村历代文风鼎盛，自宋仁宗天圣二年至宋理宗宝佑四年的二百三十多年间，不足三百人的小村竟陆续出现进士及非进士出身涉足仕途者一百余人 ，“进士村”的美誉当之无愧。曾经的辉煌虽已远去，但村口的木拱廊屋桥“双桂联坊”依旧静静伫立，相传1024年吴毂兄弟同登进士后所建，桥身不用一钉，却坚固如初，见证着那段荣耀的历史。

金庸写了一段话给俊人表示安慰：“连日阅读尊作，甚感伤悼。天下父母爱怜子女之心，俱是一般，弟深体吾兄之悲，‘节哀’之劝，殊不足以减伤痛于万一。惟念世事倏忽，人生修短亦一时事耳，数十年后你我尽皆物化，俱为尘土，还祈达观。” ...

在香港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俊人（原名陈子隽）与金庸这两位大师的名字常常交织在一起。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止于文字的辉煌，更掺杂着深重的悲痛。俊人，作为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最著名的言情小说家之一，创作了超过二百三十部作品，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然而，1974年，他的独子陈孝昌在美国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四岁。陈孝昌的离世如同一记重锤，击打在俊人的心灵深处，使他在《星岛晚报》上用二十多期的篇幅撰写了《悼亡 ...

此时的金庸，万万没有想到，他深体他人之悲，却未能预料切身之痛。一九七六年十月，金庸寄予厚望最是喜欢的长子查传侠在美国自缢，年仅十九岁。金庸得知噩耗，当即悲不能言。时隔多年，金庸回忆说：“当他想找我谈心事时，我却说要写稿，拒绝了他，我为此后悔，没机会跟他多谈，他想谈论人生问题……”多年以后，金庸依然无法治愈这个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他把多年的思念和伤痛写到修订版的《倚天屠龙记》后记里，他说：“然而，张 ...